2022年年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22.03万亿元，同比增长38.5%，全年增加6.01万亿元，占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13.99万亿元的10.3%。而2012年末，银行业金融机构绿色信贷余额仅为6.14万亿元，到2022年绿色贷款余额已经增长到一开始的3.6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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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来，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股票、绿色基金、绿色保险等绿色金融项目获得全面发展，已经成为推动我国绿色低碳发展的有力工具；我国的绿色金融政策在得到完善的同时，正在推动实体经济实现低碳方向的转型升级。

王遥，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院长。图/受访者供图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以下简称“央财绿金院”）院长王遥正是这个十年绿色金融发展的见证者、推动者。2009年开始绿色金融项目研究；2011年9月发起央财气候与能源金融研究中心；2016年创建央财绿金院——在做好这个新兴行业专业研究的同时，还为各大金融机构、政府部门、一般企业提供专业的绿色金融支撑。

绿色金融发展十余年，从无人知晓到炙手可热，但在王遥看来，自己只是在从事一项热爱的事业，而这份事业正巧得到时代的回应并且推动时代的进步。

从“冷”到“热”，创立影响广泛的绿色金融智库

“我是1996年从中央财经大学毕业的，之后工作了两年又回去读了硕士，工作两年又在职读博士，虽然这中间有7年时间在做投行，但一直梦想回到校园当一名大学老师。直到2006年博士毕业，我才完成心愿。”接受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采访时，王遥正在一个国际会议的间隙，她坦言，“然而，新的困惑又随之而来。我喜欢旅游，所到之处都能感到当时环境正在面临的压力，我开始思考如何使自己所学的金融专业为可持续发展做些工作？”

正是这么一个简单的心愿，在王遥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十几年后，当“双碳”目标已成国家战略，央财绿金院为越来越多企事业单位进行咨询、规划的时候，那颗种子已成参天大树，正在成为推动我国绿色金融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2009年9月，即将在哥本哈根举办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东风吹到北京，王遥机缘巧合接到北京市金融局一个碳金融项目。第二年，她根据研究成果，撰写了聚焦碳金融的专著《碳金融:全球视野与中国布局》，首次尝试金融“跨界”气候，这部作品成为国内该领域的前沿著作。2010年，王遥前往美国哈佛大学从事经济系博士后研究工作，并在哈佛环境项目、哈佛中国项目做访问学者。两年的时间里，她频频通过邮件去邀约一个个学术“大牛”，并且获得积极回应。在研究过程中，王遥更坚定了以金融视角来做绿色低碳研究。

“一开始，会发现这个领域实际上非常边缘化。现在有很多人说，你当时怎么那么有战略眼光？其实那个时候完全不知道绿色金融会发展到现在这个样子，只是觉得很有意义。所以即使它比较冷门的时候，我依旧觉得作为学者，要学会坐冷板凳——我们学者应该一直保持这种初心。现在它虽然很热了，我们依然要关注其中的问题以及未来可能会发生的事情。”王遥说道。

据王遥回忆，当时虽然已经有人在研究低碳，但从金融角度出发的还很少。以前，需要经常向别人介绍什么是绿色金融，解释碳金融跟卖煤炭真的不是直线关系，“那时候，碳就是那么一个小圈子，就算手头上有一些项目，也是配合国家有关部门全球气候谈判和制定环境经济政策而开展的前期研究。”

然而，一切都在悄悄发生变化。十多年来，王遥带领的团队从三四个人扩充到八十来人，为数百家企事业单位提供服务和咨询，成为中国影响广泛的绿色金融智库。“我们团队并没有只纯做学术研究，因为这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议题，所以我们做得更多的还是一个专业化智库，针对政府部门、市场主体，尤其是金融机构等的实际需求，做了很多的政策和实践性研究。我感触很深的是在中国整个大战略和政策的引导下，越来越多的志同道合者在一起努力前行。”

绿色金融十年加速度，从国家战略到“双碳”目标

2009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5次缔约方会议暨《京都议定书》第5次缔约方会议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因为要商讨《京都议定书》一期承诺到期（2012年到期）后的后续方案，因此备受瞩目。来自192个国家的谈判代表齐聚峰会。

这次被称为“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的气候谈判正在影响和改变世界减碳的格局。与1997年《京都议定书》不同的是，中国得益于经济的飞速发展，工业化正在进行。2006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超过美国。而此前的《京都议定书》规定2008年至2012年间的第一承诺期，将主要工业发达国家的二氧化碳等6种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的基础上平均减少5.2%，并没有对发展中国家的具体减排义务进行约定。虽然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没有达成任何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但也在全球范围内进一步推动对绿色低碳的重视。

作为一名较早参与低碳与经济发展相关性研究的学者，2009年也是王遥全面进入绿色金融领域的一年。“我们国家从来都不缺少指导性很强的政策，在绿色金融领域，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有这么完善的一套政策框架体系。”王遥回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到2006年、2007年，我国已经形成了绿色信贷、绿色证券、绿色保险三大绿色金融政策。在她做投行时，就遇到因为受绿色政策的影响，而使得报送材料延期半年，从而打乱了上市节奏的项目案例，有的上市项目甚至因此一改再改，拖延了十来年。“虽然当时一些环境政策不被太多人理解，但回过头来看，我们的政策还是十分超前的。”王遥表示，“2012年初，当时的银监会就印发了《绿色信贷指引》，2013年中国开始进行绿色信贷的详细数据统计。”

也正是在此环境下，央财绿金院的前身央财气候与能源金融中心于2011年9月成立。2014年，中国人民银行成为推动绿色金融的牵头部门，成立了绿色金融工作小组。“这中间，央财绿金院深度参与的发展绿色金融的建议被央行采纳。2015年，绿色金融被纳入我国《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推广绿色信贷，研究采取财政贴息等方式加大扶持力度，鼓励各类金融机构加大绿色信贷的发放力度，明确贷款人的尽职免责要求和环境保护法律责任。”王遥介绍，“至此，发展绿色金融成为国家战略。到了2016年召开G20峰会时，中国作为主席国在全球绿色金融领域开始处于领先地位。”

在王遥看来，虽然我们的绿色金融政策体系很早就开始构建，但2016年前依旧是一段很“孤独”的时光。因为金融政策的积极推动，并不能一下子有效传导到经济的末梢。“2016年，原七部委出台《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提出35条具体意见，绿色金融进入飞速发展阶段。”王遥回忆道，“2016年至2020年，绿色金融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绿色金融圈子很热闹。所以我们会在众多国内、国际绿色金融会议中穿行，但总觉得为实体经济绿色低碳转型服务的抓手不够。”

王遥表示，2015年12月《巴黎协定》在第2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通过，对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作出统一安排。并确定了“以国家自主贡献目标为核心的新的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体系”。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20年9月中国正式提出“双碳”目标，绿色低碳发展在中国掀开全新篇章。

“虽然一开始，我们的学术能力有限，但是既然很少有人去做，我们就想开辟出来，做下去。我们的工作不知道能为这个世界带来什么，但对于我个人而言，为这个世界的美好做了一点自己的努力。”王遥说。

新京报零碳研究院研究员 白华兵

编辑 曲筱艺 李铮

校对 杨许丽